仲舒的言政对策，又引出武帝对政治哲学的关注，期望有进一步的阐释。对此，董氏强调，“天人之征，古今之道”，而圣人行“天令”之命，质朴之性务必教化，人欲之情应予节制。于是，顺命、成性、防欲成为王者大本。就此而言，他申述了一条由“明天性”、到“自贵于物”、再到“知仁谊”、“重礼节”、归之干“安处善”的政治治理递进程式。

　　董仲舒的三次对策，除了系统地向武帝推销伦理政治构想外，将更多的关注力放在政治治理的原则措施抉择上。从武帝的反应与仲舒的期望来看，是有相当距离的。仲舒以天的威慑性作为伦理政治的“护驾使”，试图由此在政治生活（同时也是伦理生活）领域，普遍推行“孔子之道”。但他的旨趣并不为武帝全面接受。首策的讨论，武帝仅对“更化”感兴趣。所以二策请专对“力本任贤”的政治举措策问。尽管三策又再次返于政治哲学主题，但明显武帝对“大一统”的兴致高干伦理政治的系统设计，这从武帝政策的具体实施上可以看出，此处不予论列。或许这注定了孔道原则起政治修饰作用而无法落实的命运。

　　但是，就伦理政治理论建构的进程而言，董氏已可打上句号。原因在于，“务为治者”的伦理政治构想，在理论上由天做了合一式涵摄而达到伦理政治同构同化；在实践上从孔、孟、荀的官学疏离进至仲舒的国策咨询，并发生效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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